虽然，天道一语，固系直接间接表示人类生活之自然的理性而言，但学者设辞立说，或亦不尽即用其语。

[[21]]同年，张晋藩先生在《人本主义-中华法系特点之一》文中，对人本主义是中华法系的重要特点的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释。[[18]]王立民教授通过与东、西方一些主要法系的比较探讨了中华法系的特点问题，认为礼法结合确是中华法系的一个重要特点。

汉唐时期，儒家思想对中华法系影响的主要表现是在立法方面的引经注律和引经入律，在司法方面的引经决狱。中国古代的法制发展历史总体上讲，法制是统一的。即使作为行政法范畴一个方面的文书制度，也作出了详尽具体的规定。以礼入法，得古今之平的《唐律疏议》以其完备的体例，严谨而丰富的内容成为封建法典的楷模，在中国法制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且成为周边日本、越南等东方诸国立法的典范。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相继在广大的中原汉族地区建立了政权。

其形成途径是封建统治阶级直接引用儒的经典作为立法的根据及直接把礼义道德规范纳入法律。大陆法系和中华法系在法律的操作上都习惯于一种演绎推理的思维模式，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把立法权设计为法制体制核心的人们，热衷于法典建设的国家，追求法制统一的统治者等都需要造就习惯于演绎型思维的法律执行者;⑥法官主导的司法审判方式。[11]既然人们的权利都应该是平等的，那么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权利不平等将如何理解呢？德沃金认为：在前提假定上由自由主义平等概念观主宰的国家里，政治理论的终极问题在于，在这种国家，利益、机会、自由的哪些不平等是许可的，又是为什么。

事见《史记·李斯列传》[65] 以上这些议论的具体情形，可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一和第六章第一节、一。中国人奉道德为正统，即使把道德义务变成了对子女的支配权，也不称之为权利，而是把它放在孝道（道德之一种）的名目之下。至于最为实质的私有财产权，资产阶级从未让步，绝不允许自由、平等、人权等政治权利来染指。顺便说一句，在谈到古希腊古罗马的衰败时，道德的沦丧也是一主要原因。

于是，在人类文明社会，我们既要维护人们的道德生活，又要维护人们的权利实现，当二者遭遇恶的对立时，就需要法律插手其间，定乱止纷，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见（美）埃尔斯特、（挪）斯莱格斯塔德编，潘勤、谢鹏程译：《宪政与民主》，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页。

对于这些有关道德关系恶的对立的案件，其案情分析、判案依据、量刑尺度，肯定都要根据当时的道德规范、义理内容而作出相应的法律法规。也许，韩非以人性恶为基的钳民思想占据主流，以对全体人民施加严刑峻法为务。[41] 关于文明社会的起源，史学界有多种说法，我却认为起源于商品交换，其详细论证见拙著《从中国到世界—文明社会的深层危机》，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认为和商品交换密切相关。[8] （法）雅克·马里旦著，鞠成伟译：《自然法—理论与实践的反思》，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3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页。这样一来，在整个文明社会，不仅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层出不穷，于一个人自身，也是一个矛盾统一体，显现出复杂的性格特征。 [1] （德）耶林著，郑永流译：《为权利而斗争》，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1页。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于是，有纯任德政，摒弃法律的文学之论。道德与权利，出于人性，与天地合，含菁咀华，滋养蕃育，润泽人类，是道的具体化，二者都由道来统摄。

但这一历史进步，同样也脱不开生产方式的决定性影响，正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把每一个人卷入了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人们之间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权利关系必然表现在每个人的相互关系中。[17] 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黑体字是原文中的。

最后，我们就回归到中国的道上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因此，如何将道德融入法律，如何确立道德在法律的位置，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和紧迫。而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甚至认为按劳分配这种资产阶级的权利，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它们的正常运行，就是人类文明社会的正常运转。《资本论》就更加深化了，马克思从分析商品货币开始，继而论及货币向资本的转化，经由劳动力价格理论，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流通、分配过程的论证，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原理，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然灭亡。于是，人类文明社会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处理这些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直至要深入人心，在善与恶、名与利、是与非、对与错之间进行甄别，作出取舍。

在我们的论述中，读者诸君能够明确地看到，道德与权利都从出于人性，道德多与色性相联，权利则由食性发衍，共同维系着人类的俗世生活。这样一来，为权利而斗争的问题似乎变成一个纯计算题，在那里，将相互权衡双方的得失，然而再形成决断。

[25] 我们这里以非常简略的语言介绍马克思关于商品交换的理论，肯定不完整，但要点应该是抓住的，马克思自己的论证要艰深得多，用他自己的话说，分析商品的部分，在《资本论》中是最难理解的的一章。这几乎成了以后官场的定例。

[68]在《唐律疏议》中，道德融入法律，是以道德关系中出现的恶的对立的形式介入的，也就是说，道德关系中出现的恶的对立，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这种两极化，在其自身的运行过程中，从主要的方面说，呈现出两极的国家形态，一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如果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个人所有制，就让它在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中再检验一段时间吧!第二节 道德关系的内在张力一 道德自身的路径相对于西方对权利的追逐、赞赏和神化，东方的中国却曾以道德立国而名播世界，引致西方先贤的赞叹。有些人还在拥护权利，然而由于受到怀疑主义的诱惑，他们在良心深处已经把权利降格了。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

可见义利之辨的意识形态已经深入帝心。在我们的论证中读者能够清楚地看到，道德作为人性的自然流淌，自古以来在中国有着磅礴的力量。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商品货币关系大发展、更普遍的时期，权利的重要性就愈显突出。可以仿照刑法与民法的分立，分别设立道德法与权利法，各自受理相应的案件。

从整个法条来看，是合情合理的，保护了这一道德规范，防止或惩治了这一道德恶的对立的出现，是一条有利于道德建树的法规。[43] 《礼记·礼运》[44] 关于德（道德）与礼（伦理）的区别，也请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一何谓道德[45] 《论语·为政》[46] 同上。

[78]迈克尔·曼说的是美国和德国的故事，而其他信奉人权的西方发达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意大利诸国，对外的殖民与杀戮，还要早一些。中华法系更倾向于道德，西方法系更倾向于权利，实际上是这种二元对立趋于一端的表现。从消灭阶级特权的资产阶级要求提出的时候起，同时就出现了消灭阶级本身的无产阶级要求——起初采取宗教的形式，以早期基督教为凭借，以后就以资产阶级的平等论本身为依据了。在法律中涉及权利关系的恶的对立时，其内容规定是权利规范。

第二项则是作为平等者对待的权利。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到：于是商品形式和货币就侵入那些为生产而直接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的内部经济生活中，它们逐一破坏这个社会组织的各种纽带，而把它分解为一群群私有生产者。

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太祖谓银场之弊利于官者少，损于民者多，不可开。

因此，就有凯尔森指斥自然法（连及康德和黑格尔）只是一种形而上学。[34]正是出于以上的顾虑，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们一开始就试图以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以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代替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试图消灭商品货币未果之后，把商品货币关系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